010-5318-6190、400-150-9288
老百姓放心的法律服务平台 Legal Service Platform for Ordinary People

行政诉讼法律审查的基本方向(三)

日期: 2019-01-04
浏览次数: 11

行政诉讼法律审查的基本方向(三)


行政诉讼法律审查的基本方向(三)

——全国法院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评析

作者:章剑生(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四、可以改进法律审查方法的方向

总体而言,这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中法院所作的法律审查方向是正确的,没有越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三层次法律审查框架”,法律解释方法也在时隐时现中得以运用,但它们可以改进的方面也不能忽视。

(一)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为域外公法上的法原则之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规划局与黑龙江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引入了比例原则。虽然我国制定法上尚未明确使用比例原则,但有关比例原则的思想十分丰富。如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又,行政强制法第五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凡是干预行政之法域,即使没有制定法的规定,比例原则也并非没有适用空间。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虽然本条规定行政征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要给予“公平补偿”,但政府并不当然就可以作出征收决定。因为,房屋作为个人不动产是其生存、发展的最为基础的物质保障,所以,征收个人房屋应当是政府为实现公共利益需要时最后才能采取的手段,若有其他手段也可以满足实现这一公共利益需要的,政府就不得作出征收决定。但在这7个征收行政案例中,没有一个法院引人比例原则论证裁判理由。

在一些个案中,即使征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后的、唯一的手段,政府在确定征收内容上也要符合比例原则。如1号案例中,被告征收了原告在项目规划红线之外的房屋。对于这部分房屋征收,法院认为:“如果只拆除规划红线范围内部分房屋,未拆除的规划红线范围外的部分房屋将人为变成危房,失去了房屋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制作这段裁判理由过程中有比例原则可用的空间,遗憾的是,法院没有导入比例原则加以论证,减损了它的说服力。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的“典型意义”中认为:“政府出于实用性、居住安全性等因素考虑,将未纳入规划的部分一并征收,该行为体现了以人为本,有利于征收工作顺利推进。人民法院认可相关征收决定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政府没有依照规划红线确定征收范围,但考虑了“实用性、居住安全性”等因素,法院就可以认定征收决定合法,这在逻辑、法理上的论证也是不够的。若导入比例原则加以论证,或许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二)裁判理由

裁判说理,乃是司法正义最基本的要求。在法律审查中,当法院认同行政机关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或者用自己的解释代替行政机关的解释时,必须通过裁判论证它“认同”或者“代替”的理由,以说服双方当事人,尤其是对受到不利裁判方的当事人更为重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本质上是一种倒逼法官重视、强化裁判文书说理的法机制。

在这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中,裁判理由可以改进的地方并不少。如1号案例中,“危房”这个概念出现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第(五)项,是“旧城区改建”的限定词。而本案中因“神农大道建设项目”需要而作出的征收决定显然是根据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在这里,法院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危房”在第八条第(二)项中也可以支持被告作出的征收决定。如果法院有时需要服从法律之外的要求与目的,那么,“作为司法者的法院或者说法官在个案裁判中要给出这样的回答,显然需要运用一定的法律方法(解释或者论证),使个案结论的形成放弃以既定规则作为裁判基准却仍然符合‘依法裁判’的形式要求”。但1号案例中法院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又如第10号案例中,法院认定被告有不完全履行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之情形,故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然查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中,只有“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而没有“不完全履行”之规定。对此,法院要依法裁判,就必须借用法律解释技术,对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进行充分地、合逻辑地论证,令人信服地得出不完全履行理所当然是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中的应有之义,方符合依法裁判的基本要求。遗憾的是,本案中法院在裁判理由中也未做到这一点。

(三)裁判方式

裁判方式,即裁判主文内容中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处置。裁判方式如同法官身边的工具箱,里面放着撤销判决、重作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等,根据对行政案件审理情况,法官从中选择一种最为妥当的裁判方式,对被诉行政行为作一个法律上的处置。在选择哪种裁判方式上,法官具有较大的裁判空间。妥当的裁判方式不仅有利于争议的实质性解决,也有助于减轻行政成本,避免循环诉讼。如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履行判决,学理上主流观点都认为它是一种程序性裁判,法院不可以在实体上对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作出“指示”,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基于权利的实效性保护原则导出的履行判决中实体性裁判内容并非少见。

在这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中,第3号案例给法院提供了一个裁判方式创新的机会,但法院放弃了或者错过了。在本案中,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制订的征收补偿方案中规定,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主房按照该地块多层产权调换安置房的优惠价格补偿,优惠价格显然低于市场价格。对产权调换的,安置房超出主房补偿面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出资,超出10平方米以内的按优惠价结算房价,超出10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按市场价结算房价;被征收主房面积大于安置房面积的部分,按照安置房优惠价增加300元/m2标准给予货币补偿。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也显然低于被征收人的出资购买价格。补偿方案上述规定对被征收人显失公平。”法院认定了征收补偿决定显失公平,因不属于行政处罚决定,故只能判决撤销,由被告重新作出补偿决定。其实,这种补偿是否公平的判定,并非越出了法官判断能力的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官是可以作出公正判断的。如有学者认为:“鉴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法院应当对司法变更权审慎适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适用。对于事实清楚,法律规定明确,不涉及复杂的裁量因素,法院有能力作出判断的情况,人民法院亦可以直接做出判断,并在该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变更判决。这既是行政诉讼目的的要求,也是社会现实中司法权有效、合理、适度制衡行政权的迫切要求。因此,可以将现行‘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法院可以判决变更’扩大到‘行政行为明显不适当的,法院可以判决变更。’”此言甚明。

面对第3号案例中的问题,“法官应该向自己提出这么个问题:如果立法者自己偶然遇到法律织物上的这种皱折,他们会怎样把它弄平呢?很简单,法官必须像立法者们那样去做。一个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上的编织材料,但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当然,做这种“皱折熨平”事,尚需要法官有高超的法律解释技术与理由说明技巧,令人信服地从现有行政诉讼法规范体系中导出来,这也是依法裁判的必然要求。

五、结语

总体而言,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三层次的法律审查框架”运用,当下法院的弱项集中于第三层次。在这个法律审查层次中,立法目的确立了它法律审查的基本方向。同时,法原理(原则)的运用,裁判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和裁判方式如何在依法裁判之下创新等,都是行政诉讼法律审查中法院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

法官在判案过程中,对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事实相同或相似的情形,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此外,也可以参考全国各级法院裁判的同类案件,从而把握司法尺度的统一。虽然这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但它与后者可能具有大致相同的功能,至少我们不应当否定它的参考功能。因为,充分发挥非指导性案例的参考功能,可以进一步靠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统一裁判尺度的目标。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22期)

(采晴整理)


相关新闻 / News More
  • 点击次数: 4
    2019 - 03 - 18
    (作者:王贵松)内容提要:无效的行政行为在实体法上自始至终不产生效力,在救济法上当事人可随时在任何相关的程序中主张其无效。无效是法安定性与实质正义权衡后的结果,难以从法规范的逻辑演绎中得出判断。行政诉讼法第75条确立的“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判断标准,符合确认无效行政行为的功能需要,其实质是要求法院在个案中对系争个人权益大小、有无第三人、法的安定性、行政效益等具体价值进行衡量。鉴于现实的复杂性,应当允许法院在这一判断标准的实质精神的指引下,对并非明显违法的特定行政行为作出无效认定。根据诉权保障、正当程序原则等要求,只有在确认无效诉讼中,才有必要审查行政行为是否无效。在我国,虽然不乏否定“无效行政行为”这一概念者,但通说仍承认行政行为无效与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区分。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了确认无效这一判决类型,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8年“行政诉讼法解释”)为其实施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指引。之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无效行政行为与公定力的关系、相对人的抵抗权等方面的问题,制度层面的研究不足,难以为实践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如何判断行政行为无效,这是相关法律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要作出回答,就要在理论上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确立行政行为无效制度,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无效制度。一、行政行为无效制度的功能定位本文所称行政行为,系指具体的单方法律行为,不含行政协议;所称无效,系对应于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无效”,与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的“无效”未必相同。一般认为,行政行为在成立时具有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即构成无效,否则只是应予撤销的瑕疵行为。也就是说,同样是行政行为违法,法律后果上却有无效与应予撤销之区分。那么,创设行政行为无效制度的意义是什么?(一)行政行为无效在实体法上的效果行政行为无效具有不同的面向和效果,或者说具有不同的存在意...
  • 点击次数: 4
    2019 - 03 - 18
    (作者:王贵松)三、中国法中行政行为无效的认定标准相对而言,我国对行政行为无效的认定标准较为粗疏,相应的实践也不充分。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该条确立了认定行政行为无效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一)重大且明显说的采用采取重大且明显说的理论依据在于,“机关作成的行为倘违法瑕疵达到无法指望任何人去承认其拘束力的明显程度,由于一般人面对此类的行政行为,理智上都不会认为其有拘束力,进而对其产生信赖,因此采实质正义优先立场,直接令其归于无效,较不会有法安定性的顾虑”。当然,“只有在行政行为如此违反法治行政的各项要求,以至于不能期望任何人接受其具有约束力时,才能不遵守”。重大且明显说标准其实就是考虑了行政行为无效制度的救济法功能的结果,是为在撤销诉讼之外审查行政行为而设定的标准。在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正施行后,我国法院基本上根据重大且明显说的标准对无效行政行为作出认定,也有法院从重大和明显两个方面去论证行政行为无效。在董全军诉即墨市商务局行政许可案中,即墨市人民法院较为鲜见地对“重大”与“明显”作出解释。法院认为,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应从两个方面考量,重大是指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及基本原则,可能给公共利益和利害关系人造成重大损失;明显是指行政行为的瑕疵一般人很容易分辨。对于重大性,法院不仅指出行政行为违反的法规范对象,还触及瑕疵的后果。而对于明显性,法院采取了一般理性人的标准来认定。在王卫华诉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登记案中,一审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也认为:“行政行为只有到了一般理性人判断都会认为匪夷所思地达到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地步,才能确认无效。”当然,何为一般理性人的判断,通常是由法院来认定的。虽然无法避免法官的价值判断,但其随意性可通过审判程序中的对质、裁判文书的公开来抑...
  • 点击次数: 3
    2019 - 03 - 18
    (作者:中国社科院农业农村所研究员 党国英)经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现行土地制度与四十年前相比,当然有很大进步。但是,与中国向现代化强国转变的要求相比,现行土地制度还要改革。改革的羁绊,一是思想不解放,认识有偏差;二是利益刚性强,破解力度弱;但归根结底是思想不解放。利益刚性说到底是认识水平不够。如果能认识到深化改革会带来一个多赢的结果,利益守护的方略就有可能调整,暂时的利益刚性就有可能打破。本文大题小做,择其要者谈几点看法。奉常识为改革圭臬工业文明时代产生了关于土地的新认识,但我们的很多认识还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这里梳理几条对我们的改革有关的若干认识。(1)土地的意义因经济时代而不同。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家庭和民族的核心生存条件。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土地的相对地位下降了,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也发生了变化。人类甚至告别了人口迁移必然伴随战争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农民会告别农业,不需要顾及农民有一天因城市生活不下去回到农村而留一块地给他们。逆向去农村的主要是投资者和农村生活的偏好者。整体上,一直要到留于农村足够少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水平差不多时,转移速度才会慢下来。这时候,因一系列条件改善,特别是因为小城市的合理布局,农民会与城市居民共享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2)农业领域科技投入的边际产出远大于土地的边际产出。耕地资源与耕地的播种面积是两个不同概念。前者可以不增加,后者依赖土地制度的变化和科技进步,可以有所增加。同等面积的播种,依赖科技进步,产量也可以增加。我国农产品大幅度增加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而农业主产区的耕地资源是减少的,人力投入也是减少的。所谓我国“人多地少”的判断很不严谨。土地资源数量恒定,但农民的数量可以变化。(3)在政策用语难以严谨的情况下,土地的使用权概念比所有权概念更重要。关于地权的法律用语在全世界都是云里雾里的状况,在实践意义上真正重要的是土...
  • 点击次数: 1
    2019 - 03 - 15
    2019年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并于2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主要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推动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而制定的,包括以下几方面: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实践中,常常出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尤其就合同效力合同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了几种合同无效的典型情形:一是与中标合同不一致的无效。招投标过程中中标人中标后,与招标人另行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上对合同的履行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与中标合同发生冲突,任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按照中标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二是合同变相降低工程价款严重损害一方当事人权益的,受害人可请求合同无效。此处的变相降低工程价款的情形包括明显高市场价格购买承建房产、无偿建设住房配套设施、让利、向建设单位捐赠财物等。为保证公平正义,对于违背市场规律的交易和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显然享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确认请求权。三是与未取得相应资质的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在起诉前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的,当事人可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若在起诉前能取得的合同效力不受影响。但如果发包人非因客观原因不能办理审批却未办理的,不得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可以请求赔偿实际损失,但损失难以确定的,参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建设工期、工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因素确定损失大小。二、加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建筑业吸收了大量农民工,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但农民工纠纷也愈演愈烈,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从源头开始追溯,扩大诉讼中当事人的范围,实现对实际施工人工程价款的直接支付,限制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约定条件。一是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的诉讼地...
  • 点击次数: 2
    2019 - 03 - 15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如今乡村地皮越来越值钱,能享有或审批一块宅基地有肯定的条件与要求,不能随意陵犯或擅自圈地。但城市情况与此却大有不同,虽然这几年城市的楼盘一直在限购,但一户还是可以拥有几处住宅。而且还可以自由买卖,以此增加财产性收入。《地皮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则:乡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越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则的标准。因而,村里人一户人家多出来的宅基地会被国度无偿收回。根据一户一宅规定,即一个户口簿上的一个家庭,只有拥有一处住宅,否则将会设定为非法,即使是因继承等合法渠道取得,也严格限定房屋的改建、翻建。如今,也有一些农夫冤家进城务工,陪孩子上学,家里的宅基地被闲置。在2018年,关于如许闲置补助的房屋,还有年老失修的老宅子,假如长时间没有人寓居,不管你是一户一口人,还是一户6口人,国度都会收回宅基地的使用权,并发放给有需求的人。那么,究竟多少人看成一户?一驻村干部说:一户分大户与小户,人丁多的人家为大户,普通在6人(含6人)为大户,3人以内为小户,5人为中户。假如是一个人也能够成为一户,因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回家自行翻看本人的户口本就晓得是大户还是小户了。关于大户人家,现有的宅基地不够寓居,能够别的请求一处宅基地。因而这个是依据本人实际状况而定的,没有原封不动的一户一宅。我们知道,很多农民对此非常不解,为什么农村要求一户一宅,而城里人却可以一户多宅?实际上,农村和城市的房产,从取得、性质等方面都有着很多不同,了解以下4点,你就会正确认识农村一户一宅政策及其意义,不会为城里人拥有多套房而感到不平了。(1)土地权属不同。我国土地是公有制,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由县级以上政府代为管理,而农村的土地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因此说,城市的产可以在所有人之间买卖,而农村的房产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转让。(2)房屋性质不同。上世纪80年代起...
  • 点击次数: 5
    2019 - 03 - 15
    征地审批阶段行为的可诉性分析:(一)征地报批前的准备行为《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第十四条规定,“在征地依法报批前,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民;对拟征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须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确有必要的,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听证。要将被征地农民知情、确认的有关材料作为征地报批的必备材料。”实践中,在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作出征地批复前,国土资源部门应当发布预征土地公告、对拟征土地进行现场调查并发布调查公告,确有必要的应当组织听证。上述行为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征地批复前依法应当履行的行政程序。一般认为,征地准备阶段的行为是征地批复作出前的程序性、阶段性行为,不是最终行政决定,不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确定的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如果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上述法定程序,当事人可以在起诉后阶段行政行为时作为事实和理由陈述,进行法律监督和救济。(二)土地征用审批行为《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有关问题的答复》((2005)行他字第23号)规定,《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最终裁决应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二是省级人民政府据此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因此,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征用土地的决定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最终裁决,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参见(2016)最高法行申281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三)征收土...
  • 点击次数: 4
    2019 - 03 - 14
    2018年12月23日,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以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依法进行。在23日的初审中,草案主要修改完善了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鼓励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等内容。1、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破解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障碍,草案明确了农用地转用入市的条件。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土地所有权人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并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用地供应、动工期限、使用期限、规划用途和双方其他权利义务;相关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回依照双方签订的书面合同办理。同时,草案还明确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的管理措施。为维护土地管理秩序,明确要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最高年限、登记等,参照同类用途的国有建设用地执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定。2、鼓励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根据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和各地宅基地现状,草案健全宅基地权益保障方式,规定对人均土地少、不能保障一户一宅的地区,允许县级人民政府在尊重农村村民意愿的基础上采取措施,保障农村村民实现户有所居的权利。同时,草案对宅基地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包括下放宅基地审批权,明确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但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明确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赋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在宅基地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等方面相应职责。在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方面,草案原则规定,鼓励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采晴整理)
  • 点击次数: 4
    2019 - 03 - 12
    最高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典型案例((2018年5月发布)之: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一)基本案情陆继尧在取得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现济川街道)南郊村张堡二组138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并领取相关权证后,除了在该地块上出资建房外,还在房屋北侧未领取权证的空地上栽种树木,建设附着物。2015年12月9日上午,陆继尧后院内的树木被人铲除,道路、墩柱及围栏被人破坏,拆除物被运离现场。当时有济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在场。此外,作为陆继尧持有权证地块上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曾多次与其商谈房屋的动迁情况,其间也涉及房屋后院的搬迁事宜。陆继尧认为,在无任何法律文书为依据、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街道办将后院拆除搬离的行为违法,故以街道办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拆除后院的行为违法,并恢复原状。(二)裁判结果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附着物被拆除时,街道办有工作人员在场,尽管其辩称系因受托征收项目在附近,并未实际参与拆除活动,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经查,陆继尧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位于街道办的行政辖区内,街道办在强拆当天日间对有主的地上附着物采取了有组织的拆除运离,且街道办亦实际经历了该次拆除活动。作为陆继尧所建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工作,拆除非属动迁范围之涉案附着物的动因,故从常理来看,街道办称系单纯目击而非参与的理由难以成立。据此,在未有其他主体宣告实施拆除或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街道办系该次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一审法院遂认定街道办为被告,确认其拆除陆继尧房屋北侧地上附着物的行为违法。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三)典型意义不动产征收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片面追求行政效率而牺牲正当程序,甚至不作书面决定就直接强拆房屋的事实行为也时有发生。强制拆除房屋以事实行为面目出现,往往会给相对人寻求救济造成困...
  • 点击次数: 3
    2019 - 03 - 12
    最高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典型案例((2018年5月发布):王风俊诉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拆迁补偿安置行政裁决案(一)基本案情2010年,北京市房山区因轨道交通房山线东羊庄站项目建设需要对部分集体土地实施征收拆迁,王风俊所居住的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该户院宅在册人口共7人,包括王风俊的儿媳和孙女。因第三人房山区土储分中心与王风俊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三人遂向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区住建委)申请裁决。2014年3月6日,房山区住建委作出被诉行政裁决,以王风俊儿媳、孙女的户籍迁入时间均在拆迁户口冻结统计之后、不符合此次拆迁补偿和回迁安置方案中确认安置人口的规定为由,将王风俊户的在册人口认定为5人。王风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相应的行政裁决。(二)裁判结果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王风俊儿媳与孙女的户籍迁入时间均在拆迁户口冻结统计之后,被诉的行政裁决对在册人口为5人的认定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王风俊的诉讼请求。王风俊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有关“用地单位取得征地或者占地批准文件后,可以向区、县国土房管局申请在用地范围内暂停办理入户、分户,但因婚姻、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等原因必须入户、分户的除外”的规定,王风俊儿媳因婚姻原因入户,其孙女因出生原因入户,不属于上述条款中规定的暂停办理入户和分户的范围,不属于因擅自办理入户而在拆迁时不予认定的范围。据此,被诉的行政裁决将王风俊户的在册人口认定为5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及被诉的行政裁决,并责令房山区住建委重新作出处理。(三)典型意义在集体土地征收拆迁当中,安置人口数量之认定关乎被拆迁农户财产权利的充分保护,准确认定乃是依法行政应有之义。实...
  • 点击次数: 3
    2019 - 03 - 12
    最高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典型案例((2018年5月发布):孙德兴诉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一)基本案情2015年2月10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普陀区政府)作出普政房征决(2015)1号房屋征收决定,对包括孙德兴在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进行征收。在完成公告房屋征收决定、选择评估机构、送达征收评估分户报告等法定程序之后,孙德兴未在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议、未在规定期限内选择征收补偿方式,且因孙德兴的原因,评估机构无法入户调查,完成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的价值评估工作。2015年5月19日,普陀区政府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向其送达。该补偿决定明确了被征收房屋补偿费、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等数额,决定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经入户按实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及其他事项。孙德兴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二)裁判结果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根据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所载内容并结合前期调查的现场勘察结果,认定被征收房屋的性质、用途、面积、位置、建筑结构、建筑年代等,并据此作出涉案房屋的征收评估分户报告,确定了评估价值(不包括装修、附属设施及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物)。因孙德兴的原因导致无法入户调查,评估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的价值,故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载明对于被征收房屋的装饰装修及附属物经入户按实评估后按规定予以补偿。此符合《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并未损害孙德兴的合法权益,遂判决驳回了孙德兴的诉讼请求。孙德兴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典型意义评估报告只有准确反映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被征收人才有可能获得充分合理的补偿。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行政机关和评估机构依法依规实施评估,同时也离不开被征收人自身的配合与协助。如果被征收人拒绝履行...
分享到:
X
2

MSN设置

3

SKYPE 设置

4

阿里旺旺设置

2

MSN设置

等待加载动态数据...

等待加载动态数据...

4

阿里旺旺设置

等待加载动态数据...

等待加载动态数据...

免费电话
3

SKYPE 设置

4

阿里旺旺设置

2

MSN设置

6

二维码管理

5

律师热线

  • 400-150-9288
  • 010-5318-6190
等待加载动态数据...

等待加载动态数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