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典型案例（（2018年5月发布）之：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

（一）基本案情

陆继尧在取得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现济川街道）南郊村张堡二组138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并领取相关权证后，除了在该地块上出资建房外，还在房屋北侧未领取权证的空地上栽种树木，建设附着物。2015年12月9日上午，陆继尧后院内的树木被人铲除，道路、墩柱及围栏被人破坏，拆除物被运离现场。当时有济川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在场。此外，作为陆继尧持有权证地块上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曾多次与其商谈房屋的动迁情况，其间也涉及房屋后院的搬迁事宜。陆继尧认为，在无任何法律文书为依据、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街道办将后院拆除搬离的行为违法，故以街道办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拆除后院的行为违法，并恢复原状。

（二）裁判结果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涉案附着物被拆除时，街道办有工作人员在场，尽管其辩称系因受托征收项目在附近，并未实际参与拆除活动，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经查，陆继尧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位于街道办的行政辖区内，街道办在强拆当天日间对有主的地上附着物采取了有组织的拆除运离，且街道办亦实际经历了该次拆除活动。作为陆继尧所建房屋的动迁主体，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工作，拆除非属动迁范围之涉案附着物的动因，故从常理来看，街道办称系单纯目击而非参与的理由难以成立。据此，在未有其他主体宣告实施拆除或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街道办系该次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一审法院遂认定街道办为被告，确认其拆除陆继尧房屋北侧地上附着物的行为违法。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三）典型意义

不动产征收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片面追求行政效率而牺牲正当程序，甚至不作书面决定就直接强拆房屋的事实行为也时有发生。强制拆除房屋以事实行为面目出现，往往会给相对人寻求救济造成困难。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起诉人证明被诉行为系行政机关而为是起诉条件之一，但是由于行政机关在强制拆除之前并未制作、送达任何书面法律文书，相对人要想获得行为主体的相关信息和证据往往很难。如何在起诉阶段证明被告为谁，有时成为制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诉权的主要因素，寻求救济就会陷入僵局。如何破局？如何做到既合乎法律规定，又充分保护诉权，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是人民法院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案中，人民法院注意到强拆行为系动迁的多个执法阶段之一，通过对动迁全过程和有关规定的分析，得出被告街道办具有推进动迁和强拆房屋的动因，为行为主体的推定奠定了事理和情理的基础，为案件处理创造了情理法结合的条件。此案有两点启示意义：一是在行政执法不规范造成相对人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简单以原告举证不力为由拒之门外，在此类案件中要格外关注诉权保护。二是事实行为是否系行政机关而为，人民法院应当从基础事实出发，结合责任政府、诚信政府等法律理念和生活逻辑作出合理判断。

（四）律师解读：行政正当程序和强拆主体认定

陆继尧案中，其栽种的树木、建设的地上附着物均在未收到任何相关行政通知、处理文书的情况下被拆除搬离，这类典型案件往往存在两个关键的维权点：一是如何确认、证明实施强拆行为的主体是谁；二是实施强拆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

该案的审理意见及审判结果的重要启示意义就在于，它明确了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了不能为追求行政效率而牺牲正当程序的工作要求；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强拆类案件中被拆迁人对强拆行为实施主体认定的举证责任和难度，要求人民法院结合基础事实、法律理念和生活逻辑进行合理判断，避免了被拆迁人因政府行政执法不规范而遭遇举证困难的难题。

也就是说，当被拆迁人遭遇强拆时，即使未能像拆迁律师曾介绍过的那样进行“完美取证”，只要能够证明拆迁方与强拆行为有相当程度上的联系，人民法院就可以通过对动迁全过程和有关规定的分析推导强拆主体的动因，从而推定确认强拆行为责任主体。

在此基础上，被拆迁人进行强拆维权的依据将更加充分，因获取行为主体相关信息和证据困难而导致无法正常进行起诉并通过诉讼进行维权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采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