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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案例 : 信息公开的豁免范围

日期: 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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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案例 : 信息公开的豁免范围


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该原则是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与实践应当坚持的基本精神。行政机关所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应当尽可能的主动公开或者依申请公开,以最大程度地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以此监督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毋庸置疑,必然会有一部分政府信息不能公开,属于信息公开的豁免范围。事实上,只有明确了豁免公开信息的内容和范围,才能明确公开信息的内容和范围;只有准确界定了豁免信息的范围,才能为更全面的信息公开扫清障碍。实践中豁免公开的政府信息,既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等需要绝对豁免公开的信息,也包括可以由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利益衡量后裁量免予公开的信息,还包括可以与第三方协商确立的豁免信息,等等。

(2018)最高法行申29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郑金德,男,1955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号。

法定代表人:章燕,区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市民中心*座。

法定代表人:徐立毅,市长。

再审申请人郑金德诉被申请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拱墅区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杭州市政府)城建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一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浙01行初69号行政判决,驳回郑金德的诉讼请求;郑金德不服提起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浙行终125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郑金德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耿宝建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王晓滨、白雅丽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二审法院查明:2016年9月23日,郑金德向拱墅区政府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其中“所需信息的内容描述”一栏载明为“申请公开贵机关组织实施强行腾空户位于拱墅区半山街道金星村XX号。实施强行腾空的行政批准手续、风险评估、以及参与实施强行腾空我户房屋的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各行政执法人员的名单及行政执法证,并提供全程录音、录像全部资料。(提供复印件加盖印章)”2016年9月26日,拱墅区政府收到郑金德的申请表。2016年10月19日,拱墅区政府延长答复期限十五个工作日,并告知郑金德。2016年11月9日,拱墅区政府作出拱政信公复2016第34号《拱墅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34号答复书),答复称“1.关于申请公开‘实施强行腾空的行政批准手续’,XX号房屋系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裁定,由拱墅区政府组织对申请人(户)实施强制搬迁。故我机关认为行政批准手续指向的是(2015)杭拱行审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依据《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您要求公开的事项于‘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查阅的案卷材料’,请您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查阅,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1号。2.关于申请公开‘实施强行腾空的风险评估、以及参与实施强行腾空我户房屋的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各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人员的名单及行政执法证并提供全程录音、录像全部资料(复印件加盖印章)’的信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中所述的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不予公开。3.关于申请公开的‘全程录音、录像全部资料’,我机关认为指向的是公证书(附财物登记清单、光盘),故我机关决定予以公开,现将公证书(附财物登记清单、光盘)通过快递、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供给您,请收阅、获取。”拱墅区政府将公证书(附财物登记单、光盘)随答复书一并向郑金德提供。郑金德收到拱墅区政府的答复后,认为拱墅区政府向其提供的是空白光盘,于2016年11月14日向拱墅区政府提出质疑。后拱墅区政府再行刻录一份光盘提供给郑金德。郑金德不服拱墅区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以拱墅区政府为被申请人,于2016年11月29日向杭州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请求为“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34号答复书第2项,责令被申请人公开2015年12月11日对郑金德户房屋实施强拆的风险评估、以及参与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名称和执法人员的名单及执法证,并提供全程录音录像全部资料。”2017年1月24曰,杭州市政府作出杭政复[2016]611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611号复议决定),维持了拱墅区政府作出的34号答复书第2项。郑金德不服,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拱墅区政府作出的34号答复书第2项,责令拱墅区政府公开2015年12月11日对郑金德户房屋实施强拆的“风险评估、以及参与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名称和执法人员的名单及执法证,并提供全程录音录像全部资料。”2.撤销杭州市政府611号复议决定。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郑金德向拱墅区政府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含多个指向。拱墅区政府在作出答复时,对郑金德的申请进行分项答复。34号答复书第3项对郑金德申请公开的“全程录音、录像全部资料”单独作出了答复,故拱墅区政府提出的34号答复书第2项内容存在笔误的答辩理由能够成立。一审法院认为34号答复书第2项是对“风险评估、以及参与实施强行腾空我户房屋的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各行政执法人员的名单及行政执法证”作出的答复。故对34号答复书中的笔误予以指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在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拆迁争议裁决的案件中,“风险评估”系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内部行为,旨在预测和评估行政机关自身的风险,强制执行的被申请人并不承担行政机关的风险,也不具有参与、质疑这一风险评估的权利。因此“风险评估”与强制执行被申请人的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34号答复书第2项中对郑金德要求公开“风险评估”的申请,答复以不予公开,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的准予执行裁定中指定了组织实施的机关,则该机关对可能超出准执范围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该机关是否组织其他单位、其他人员参与实施,与被执行人的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34号答复书第2项中对郑金德要求公开“参与实施强行腾空我户房屋的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各行政执法人员的名单及行政执法证”的申请,答复以不予公开,符合法律规定。对郑金德要求公开“全程录音、录像全部资料”的申请,拱墅区政府将之判断为公证书(附财物登记清单、光盘)并向郑金德进行了公开。因拱墅区政府已自认未保存与郑金德户强制执行过程有关的其他录音录像资料,郑金德亦未提供证据或线索指向拱墅区政府尚保存有其他录音录像资料而未公开,故一审法院认为拱墅区政府的这一信息公开行为并无不当。郑金德提出的录像资料未拍摄强制执行全程的理由,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查范围。拱墅区政府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程序合法。杭州市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郑金德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郑金德的诉讼请求。

郑金德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拆迁争议裁决的案件中,“风险评估”系行政机关单方的内部行为,未对外公示,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约束力,被申请人并不承担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风险,因此“风险评估”与郑金德的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34号答复书第2项中对郑金德要求公开“风险评估”的申请,答复不予公开,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的准予执行裁定中指定了组织实施的机关,则该实施机关对实施准予执行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该机关是否组织其他单位、其他人员参与实施,亦与郑金德的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34号答复书第2项中对郑金德要求公开“参与实施强行腾空我户房屋的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各行政执法人员的名单及行政执法证”的申请,答复不予公开,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三)依法不属于本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本案中,对郑金德要求公开“全程录音、录像全部资料”的申请,拱墅区政府将组织实施强制腾空过程的公证书(附财物登记清单、光盘)向郑金德进行了公开。因拱墅区政府自认未保存与郑金德户强制执行过程有关的其他录音录像资料,郑金德亦未提供证据或线索证明拱墅区政府尚保存有其他录音录像资料而未公开,故拱墅区政府针对郑金德要求公开“全程录音、录像全部资料”的信息公开申请仅提供由其保存的公证书及附财物登记清单、光盘,并无不当。郑金德提出的录像资料未拍摄强制执行全程的理由,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查范围。其申请要求对提供的复印件材料加盖公章,亦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拱墅区政府作出政府信息开答复第2项内容虽存在笔误,但一审判决已经予以指正,且涉案答复程序合法;杭州市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依法均应予以维持。郑金德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因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郑金德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行政判决。2.撤销34号答复书第2项,责令其公开2015年12月1日对郑金德户房屋实施强拆的“风险评估、以及参与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名称和执法人员的名单及执法证,并提供全程录音录像全部资料。”3.撤销杭州市政府611号复议决定。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再审申请人申请的三类信息都与其基本权利息息相关,应当依法公开。一、二审法院未予以支持,不符合法律规定。

本院认为,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该原则是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与实践应当坚持的基本精神。行政机关所制作或保存的政府信息应当尽可能的主动公开或者依申请公开,以最大程度地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以此监督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毋庸置疑,必然会有一部分政府信息不能公开,属于信息公开的豁免范围。事实上,只有明确了豁免公开信息的内容和范围,才能明确公开信息的内容和范围;只有准确界定了豁免信息的范围,才能为更全面的信息公开扫清障碍。实践中豁免公开的政府信息,既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等需要绝对豁免公开的信息,也包括可以由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利益衡量后裁量免予公开的信息,还包括可以与第三方协商确立的豁免信息,等等。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的风险评估报告、参与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名称和执法人员的名单及执法证、全程录音录像全部资料,虽非需要绝对豁免公开的信息,仍属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裁量豁免的信息范围;是否全部或者部分公开,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依法审查并决定。

关于风险评估报告应否公开问题。该报告系非诉执行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此类有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政府信息,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决策前据以研究、讨论使用的内部信息,也属于过程性信息,属于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豁免的范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也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而且,此类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本身即包含部分敏感信息,其中有关风险隐患的认、分析与防范,一旦公开既可能侵犯相关个人隐私,也可能造成风险防范措施的失效;且一旦公开,就存在在一定范围内将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可能性,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依法决定不予公开。

关于参与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名称和执法人员的名单及执法证应否公开问题。由于本案系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后的强制拆除,不论是准予执行的行政裁定书还是其后的强制执行通知,以及现场执法人员的身份表示,均已经明确组织实施强拆的执法机关系拱墅区政府,再审申请人也已明确知悉此节信息。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信息,只是提供行政机关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因为申请人的请求而承担为其制作信息的义务。要求公开参与实施强拆的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各行政执法人员的名单及行政执法证,已经明显属于要求行政机关加工、汇总的信息,行政机关对此类申请可以不予支持。尤其重要的是,有关执法人员名单和执法证,均属于政府机关内部人事管理信息,公开历次参与执法的人员名单和包括个人信息的执法证件,可能影响今后行政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或者威胁相关人员人身安全,且当此类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显著小于公开可能带来的危害性时,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可以依法决定不予公开。

关于“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公开申请是否已经依法得到处理问题。拱墅区政府虽然组织实施了强制搬迁,但并不意味着拱墅区政府即制作或者保存了强制搬迁全过程的所有信息,也不意味着强制搬迁全过程形成的所有信息均属于需要公开的信息。政府组织实施,多个执法机关参与的强制搬迁,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也仍然遵循“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要求,政府不需要也不可能公开具职能部门自身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信息,也不应当成为整个实施过程信息的公开义务主体;其信息公开义务止于公开其实际制作和保存的信息为限。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供全部录音录像资料的信息公开申请,拱墅区政府向其提供了由其保存的公证书及附财物登记清单、光盘。再审申请人虽然主张拱墅区政府未将全程录音录像资料公开,但由于其既未提供拱墅区政府应当保存全部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依据,也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线索证明拱墅区政府尚保存有其他录音录像资料未公开,在拱墅区政府经检索并陈述已经公开了与再审申请人户强制执行过程有关的全部资料情况下,应当认为拱墅区政府已经依法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需要说明的是,为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情权,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准确公开政府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开条例》不仅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还规定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因而,对政府信息公开纠纷,并非所有均需通过行政诉讼渠道解决,法律还规定了相应的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行政监察程序。鉴于司法审查强度的有限性和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局限性,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程序和行政监察程序在解决政府信息不存在引发的纠纷方面,有其自身优势。行政机关未尽合理检索查找义务,或者故意隐瞒政府信息,构成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信息公开申请人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

综上,郑金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郑金德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耿宝建

审 判 员 王晓滨

审 判 员 白雅丽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杨礼崧

书 记 员 于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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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判例:申请再审应当符合条件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首先是对是否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等条件的审查,以及对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是否“符合条件”的审查,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各项条件的,才能开始“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否则,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再审申请。(2017)最高法行申36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亚君,女,197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再审申请人孙亚君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为被申请人向本院提交再审申请书,内容涉及(2016)皖行终440号行政裁定与(2016)皖行赔终44号行政赔偿裁定等事项。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广宇、审判员梅芳、审判员阎巍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首先是对是否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等条件的审查,以及对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是否“符合条件”的审查,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各项条件的,才能开始“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否则,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书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二)原审人民法院的名称,原审裁判文书案号;(三)具体的再审请求;(四)申请再审的法定情形及具体事实、理由。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系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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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2 - 21
    长春中院判例:先行登记保存属于证据收集和保全措施不具有可诉性行政机关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进行监督检查时,在案件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为了收集保存违法行为的证据材料,可以对相关物品和其他资料予以清点并登记造册,即先行登记保存,据此,先行登记保存属于证据收集和保全措施,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不同。先行登记保存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一种取证手段,其仅是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一个环节,当事人不可以对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而查封、扣押的目的是通过对物品的控制,阻止违法行为,防止不法侵害和控制现实危险,虽然其也具有保存执法证据的作用,但这不是主要和唯一的目的。查封、扣押作为强制执行措施,是独立的行政行为,在法律后果上具有可诉性,当事人可以对其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1行终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光复路鑫洁芮调料行,住所地长春市宽城区。经营者李建鑫,男,1982年10月20日,居民身份证号××,汉族,住址长春市南关区。委托代理人于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盐务管理局,住所地长春市绿园区。法定代表人庞国忠,局长。委托代理人李祎。原审第三人大连新春多品种盐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法定代表人杨帆,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周海涛,该公司吉林省销售经理。上诉人光复路鑫洁芮调料行因与被上诉人长春市盐务管理局、原审第三人大连新春多品种盐有限公司盐业先行登记保存一案,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行初4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3月13日,长春市盐务管理局发现光复路鑫洁芮调料行经营者李建鑫在长春市二道区长江村长江三队一库房内存放大连新春多品种盐有限公司出品的食盐17.08吨,认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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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2 - 21
    最高法院判例:最长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前提是当事人既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也不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如果当事人在此期间已经知道了行政行为的内容,那么起诉期限就要从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不再适用二十年最长起诉期限。(2017)最高法行申542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姚贵合,男,194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道全,男,196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作银,男,194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汤士浩,男,195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长青,男,195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枣庄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枣庄市。法定代表人李峰,市长。再审申请人姚贵合等五人因诉枣庄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行终65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由审判员王振宇、审判员孙江、审判员李纬华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姚贵合等五人向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诉称:1、《关于枣矿集团广泰花苑西区棚户区房屋征收的决定》(枣政征字[2011]3号,以下简称3号房屋征收决定)违法违规。(1)征收决定中没有载明征收补偿方案的具体内容。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枣庄市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于2011年12月31日作出,2012年1月5日,张贴公告,时隔六天;公告没有载明补偿方案。这违反了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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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2 - 21
    安徽高院判例:确定适格被告的依据在行政诉讼中,确定适格被告的依据是所谓法定主体原则,即行政机关作出了被诉的那个行政行为,或者没有作出被申请的行政行为,并且该机关在此范围内能对争议的标的进行处分。通常情况下,法定主体原则具体包括这样两个要件:第一,谁行为,谁为被告;第二,行为者,能为处分。所谓“谁行为,谁被告”,既包括行政机关作出一个法律行为,也包括行政机关作出一个事实行为;既包括行政机关作出一个拒绝决定,也包括行政机关针对申请逾期不作任何答复。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是一个书面决定,那么提供这个书面决定通常就能证明被告适格。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是一个事实行为或者是不作为,原告则需要提供一些事实根据以证明是这个行政机关作出了一个事实行为或者逾期不作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 裁 定 书(2018)皖行终32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滁州市南谯区龙源翻砂模具厂,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负责人龙良友,该厂厂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法定代表人姚志江,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刘松迎,滁州市南谯区。滁州市南谯区龙源翻砂模具厂因诉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1行初5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滁州市南谯区龙源翻砂模具厂向一审法院诉称,其系合法成立的企业,其厂房具有滁州市南谯区建设和环境保护局于2003年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且经滁州市规划局同意建设,是合法建筑。2017年10月31日,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在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组织不明身份人员将其合法厂房拆除并抢占其合法土地。其事后得知并报警,经派出所民警出警调查,将仍在现场施工操作挖掘机的工作人员及负责人带到派出所询问,其才得知是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指使不法人员所为。其认为,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未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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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2 - 21
    最高法院判例: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需要等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且未给予被征收人房屋安置补偿的,应给予房屋补偿安置1.行政协议的概念及特征。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行使行政职责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新型且重要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将传统上认为水火不容的行政和合同两种行为方式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多数人认为,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合同性,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创造性结合,其因行政性有别于民事合同,又因其合同性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因协商一致而与民事合同接近,但又因其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而具有行政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合同。2.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的行政优益权。行政协议强调行政性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行政协议需要在行政程序相关法律中进行规定,并且应获得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也能解释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为什么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有别于民事合同的优益权。与民事合同主体签订合同是为了自身利益不同,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不仅签订行政协议本身是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方式,而且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3.行政机关因行使行政优益权而应当承担行政补偿责任。作为国家机关,维护公共利益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优先考虑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承认公共利益优先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及实现。行政机关订立后,只有出于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或者法律政策的重大调整,必须变更或者解除时,才能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并对由此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失,依法予以补偿。4.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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