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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判例: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购房资格应予撤销

日期: 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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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判例: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购房资格应予撤销

经济适用住房具有高度的政策性、地域性和保障对象特定性,各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和购买条件,宜结合当地政府有关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的调控政策及相应规范性文件精神,加以具体把握。只有符合当地有关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供应对象,才能依法申请购买相应经济适用住房。对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的有关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政策性文件,除非明显与上位法相抵触,人民法院一般均应当充分尊重。

申请人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时未如实填写有关家庭成员已有住房情况、不符合相应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经济适用住房保障部门经事后调查核实,可以结合当地有关文件具体规定,作出撤销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收回相应已出售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决定。

(2017)最高法行申646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兰虹,女,1966年7月26日出生,畲族,住河南省洛阳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潘琍,女,194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新强,男,196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徐立毅,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丽丽,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干部。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国炬,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省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袁家军,省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锐,该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干部。

再审申请人兰虹、潘琍诉被申请人浙江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浙江省政府)、被申请人杭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杭州市政府)城建行政撤销及行政复议一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6)浙01行初449号行政判决,驳回兰虹、潘琍的诉讼请求。兰虹、潘琍不服提起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5日作出(2017)浙行终45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兰虹、潘琍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耿宝建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白雅丽、汪军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6月,经所在单位杭州针织厂审核,邵定仙填报《杭州市市区职工、居民购买经济适用房申请表》,配偶潘德清列入,实物分房情况空白。2002年8月2日,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杭州市房改办)向邵定仙颁发《杭州市区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2007年3月10日,杭州市建设委员会、杭州市房改办在《杭州日报》联合发布《关于公开销售经济适用住房的公告(二十三)》,对部分符合优先购买条件的持证家庭未参加当次经济适用住房公开销售预登记的,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家四部委的实施意见》(杭政〔2004〕9号,以下简称杭政〔2004〕9号文件)精神,经杭州市政府同意,上述申购家庭重新审核符合杭州市经济适用住房优先购买条件的,再给予一次预登记选房的机会,但本次预登记对象必须同时符合的条件包括:申请家庭(2人及以上)现有(或已有过)住房建筑面积小于48平方米(含48平方米)。2007年3月18日,邵定仙申请预登记报名,并填写《申购经济适用住房预登记补资料具结》,只补交了本人收入证明,配偶住房证明空白。2007年6月21日,杭州市房改办为邵定仙换发新的《杭州市市区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注明系原证换发,仅限于第23期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使用。该证载明:根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4〕77号),杭政〔2004〕9号文件,《杭州市市区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实施细则》(杭政函〔2004〕297号,以下简称杭政函〔2004〕297号文件)规定,申请人提供承诺的真实有效材料,经审核确认申请人邵定仙、配偶潘德清符合申购资格;如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与承诺的真实有效性有出入、或者被举报并查实,不符合申购条件的,本证及选房资格予以取消。2007年7月28日,杭州市房改办在《杭州日报》发布《关于公布杭州市区第二十三次经济适用住房选房结果的公告》,显示邵定仙、潘德清已选杭州市蓝桥名苑5幢1单元903室经济适用住房。2010年4月27日,邵定仙、潘德清共同登记该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杭房权证江移字×××号,建筑面积为90.66平方米,其中经济适用房享受面积为70平方米。2011年,杭州市房改办收到举报,反映邵定仙存在隐瞒家庭房产情况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情况。2011年11月23日,杭州市房改办向临安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临安国土局)出具《关于帮助协查邵定仙、潘德清批地建房情况的函》。2011年12月1日,临安国土局出具《关于对邵定仙、潘德清批地建房调查结果的复函》,查明:潘德清(配偶邵定仙)户,坐落于临安市,于1990年申请土地登记,2000年5月30日因分家析产,潘德清户将159.7平方米(中)的73.7平方米面积分割给潘琍,潘德清户保留土地登记面积86平方米。临安国土局同时提供潘德清户临集建〔90〕字第010533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1年12月21日,杭州市房改办经向邵定仙家人核实相关情况后,作出杭房改撤字〔2011〕5号《撤销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决定书》(以下简称《撤销购房资格决定书》),决定撤销邵定仙户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注销其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并收回杭州市九堡蓝桥名苑5幢1单元903室经济适用住房,同时要求邵定仙户至开发建设单位杭州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退房手续,并至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撤销产权相关信息。2012年2月14日,杭州市房改办向邵定仙送达《撤销购房资格决定书》,邵定仙本人签收。2012年10月10日,邵定仙、潘德清向浙江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2年12月18日,经复议申请人申请,浙江省政府作出浙政复中字〔2012〕323号《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行政复议中止期间,潘德清于2013年12月8日去世,邵定仙于2014年10月31日去世。2015年11月10日,浙江省政府经恢复审理后作出浙政复〔2015〕4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撤销购房资格决定书》。兰虹、潘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撤销购房资格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

一审法院认为,《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职能配制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规定,杭州市房改办为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其主要职责之一,是负责建立杭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的住房供应体系,制定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政策;负责经济适用房准购资格认定;负责对经济适用住房的销售进行管理。因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系杭州市政府成立的非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故涉案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撤销行为应当认定系杭州市政府所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撤销邵定仙于2007年6月21日被核准的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故判断邵定仙是否符合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应以2007年6月21日实行的经济适用住房相关规定作为依据。根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条,杭政〔2004〕9号文件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杭政函〔2004〕297号文件第一条、第三条第二项、第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六条第三项第8目等规定,本案邵定仙系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经济适用住房,其配偶潘德清所拥有的住房建筑面积依法应核定为家庭已有住房建筑面积,故潘德清在临安市××××村审批宅基地所建房屋应核定为家庭已有住房建筑面积。潘德清宅基地审批建房面积为159.7平方米,即便按其分家析产后的86平方米,均超出了法定48平方米,不符合杭州市政府确定的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邵定仙在2007年3月18日申请第23次经济适用住房预登记时,故意隐瞒配偶潘德清审批建房情况,其所获得的经济适用住房资格依法应予撤销。杭州市房改办接举报后,经调查核实,作出《撤销购房资格决定书》,撤销邵定仙户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注销其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并收回杭州市九堡蓝桥名苑5幢1单元903室经济适用住房,符合法律规定。浙江省政府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亦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判决驳回兰虹、潘琍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邵定仙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经济适用住房,其虽在申请表中承诺系无房户并对填报的真实性负责,但临安国土局于2011年12月1日出具的《关于对邵定仙、潘德清批地建房调查结果的复函》表明:“潘德清(配偶邵定仙)户,坐落于临安市,于1990年申请土地登记,2000年5月30日因分家析产,潘德清户将159.7平方米的73.7平方米面积分割给潘琍,潘德清户保留土地登记面积86平方米。”故邵定仙在2007年3月18日申请杭州市第23次经济适用住房预登记时,并不符合杭政函〔2004〕297号文件规定的申购经济适用住房的条件。杭州市房改办接举报后经调查核实,作出《撤销购房资格决定书》并无不当。浙江省政府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亦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兰虹、潘琍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1.潘德清和其母亲建国后一直在临安市××××村居住,其使用的宅基地是唯一的宅基地,临安国土局调查结果复函仅表明潘德清在临安市××××村有宅基地和房屋,没有认定潘德清属于批地建房。2.临安市属于杭州市管辖县市,与杭州市实施的不是同一个经济适用住房规定,在杭州市购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具有杭州市区户口,申请人家庭成员在杭州市区以外有宅基地的,不构成申请人取得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的限制条件。3.邵定仙系杭州市区已婚无房户,其于2002年取得经济适用房准购证后,杭州市有关部门于2007年也没有宣布该准购证无效,还规定已经领取经济适用房准购证的可以优先购买。4.杭州市房改办作出《撤销购房资格决定书》,其实质属于行政处罚,行政相对人依法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杭州市房改办没有履行该相应处罚前的听证程序,构成程序违法。

被申请人杭州市政府提出意见认为,2002年6月,经所在单位杭州针织厂审核,邵定仙填报《杭州市市区职工、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表》,配偶潘德清列入,实物分房情况空白。2007年3月18日,邵定仙就购买杭州市区经济适用住房申请登记报名,填报《申购经济适用住房预登记补资料具结》,只补交本人收入证明,配偶住房证明空白。2011年,杭州市房改办收到举报,反映邵定仙存在隐瞒家庭房产情况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情况。2011年12月1日,临安国土局向杭州市房改办出具《关于对邵定仙、潘德清批地建房调查结果的复函》,查明:潘德清(邵定仙)户,坐落临安市××××村农村宅基地,于1990年申请土地登记,2000年5月30日因分家析产,潘德清户将159.7平方米的73.7平方米面积分割给潘琍,潘德清户保留土地登记面积86平方米。因此,邵定仙户在申请经济适用住房时存在隐瞒相关住房情况情形,杭州市房改办作出《撤销购房资格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被申请人浙江省政府提出意见认为,同意被申请人杭州市政府的意见,杭州市房改办作出《撤销购房资格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浙江省政府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具有高度的政策性、地域性和保障对象特定性,各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和购买条件,宜结合当地政府有关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的调控政策及相应规范性文件精神,加以具体把握。即只有符合当地有关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供应对象,才能依法申请购买相应经济适用住房。对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的有关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政策性文件,除非明显与上位法相抵触,人民法院一般均应当充分尊重。具体到本案而言,杭州市政府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有关规定,改善杭州市当地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规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秩序,分别发布杭政〔2004〕9号文件、杭政函〔2004〕297号文件等规范性文件。根据杭政函〔2004〕297号文件第一条第三项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家庭(2人及以上)现有(或已有过)住房建筑面积应当小于48平方米(含48平方米);第三条第二项第4目规定,申请建造的批地建房,含“撤村建居”住房,纳入申请人家庭现有(或已有过)住房面积核定范围;第四条第二项第1目进一步规定,按同一户籍内的家庭人口数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其户内人口所拥有住房的建筑面积均核定为该户家庭已有住房建筑面积。上述规定,符合杭州市区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实际需要,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条第二款有关“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精神,人民法院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规范性依据予以引用。

本案中,邵定仙以家庭为单位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根据上述规定,邵定仙配偶潘德清所拥有的住房建筑面积,依法应当纳入邵定仙户家庭已有住房建筑面积予以核定。对此,杭州市建设委员会、杭州市房改办于2007年3月10日在《杭州日报》发布的《关于公开销售经济适用住房的公告(二十三)》明确载明:“……现住房建筑面积48平方米(含所有住房)及以下住房困难职工、居民优先供应经济适用住房。”邵定仙于2002年6月填写的《杭州市市区职工、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表》中,“实物分房情况”一栏为空白;邵定仙并于2007年3月申购杭州市区经济适用住房并填写《申购经济适用住房预登记补资料具结》时,也没有申明其配偶潘德清有关住房情况或者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因邵定仙户家庭成员举报,杭州市房改办于2011年11月23日向临安国土局出具《关于帮助协查邵定仙、潘德清批地建房情况的函》,载明:我办收到市民举报反映杭州市区经济适用住房申请人邵定仙隐瞒家庭房产情况骗购经济适用住房情况,根据举报人提供的信息,该申请家庭在临安市××村有落地面积200多平方米的批地建房,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家庭房产建筑面积小于48平方米的规定,请帮助协查上述批地建房情况,若查实确有批地建房的,请函告相关详细信息。临安国土局于2011年12月1日向杭州市房改办出具《关于对邵定仙、潘德清批地建房调查结果的复函》,载明:根据土地登记资料和土地登记簿复查,潘德清(配偶邵定仙)户,坐落于临安市,于1990年申请土地登记,2000年5月30日因分家析产,潘德清户将159.7平方米的73.7平方米面积分割给潘琍,潘德清户保留土地登记面积86平方米。据此,邵定仙当时不符合杭政函〔2004〕297号文件有关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规定,杭州市房改办经调查核实后于2011年12月21日作出《撤销购房资格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决定撤销邵定仙户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注销相应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并收回案涉经济适用住房,符合客观事实,不违反《浙江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浙江省政府第191号令)第三十六条有关“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者采取编造、伪造住房情况证明及隐瞒家庭收入情况,或采取其他手段骗取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的,由市、县经济适用住房主管部门注销其准购证,并可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已经骗得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收回其所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或者责令其补交与同地段商品房平均价格水平的差价款,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以及杭政函〔2004〕297号文件第六条第三项第8目有关“对采取隐瞒、欺骗等手段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一经发现,立即撤销其有关手续、证件,市房改办收回住房或者由购买人按发现时市场价补足购房款,并责令所在单位对申请人追究责任。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由经济适用住房主管部门提请有关部门追究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和相应责任人的责任”的规定。在兰虹、潘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之前,案涉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对象邵定仙、潘德清夫妇已经去世,该房屋由邵定仙、潘德清的继承人日常对外出租,客观上已不具备相应对居住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进行保障的功能;杭州市房改办作出撤销决定时一并要求邵定仙户家庭成员办理退房手续、结算相应购房费用,且未并处相应罚款,不违反法律有关信赖利益保护规定。因此,浙江省政府作出维持复议决定,一、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兰虹、潘琍的诉讼请求及上诉,均无不当。

综上,兰虹、潘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兰虹、潘琍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耿宝建

审 判 员 白雅丽

审 判 员 汪 军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殷 勤

书 记 员 于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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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判例:行政机关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前,对于难以查明违建者的,可以设定合理公告期限后,视情形按无主房屋作出处理行政机关将其在违建区域内数次发出的一般性通告作为具体的行政执法依据,在形式上存在一定问题。行政机关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前,对于能够查明违建者的违法建筑的,宜逐户制作限期拆除决定书,难以查明违建者的,则可以设定合理公告期限,并按无主房屋作出处理;强制拆除前宜以适当方式告知被执行人享有陈述、申辩权和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程序权利。(2016)最高法行申37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浩。委托代理人范家华。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政府街25号。法定代表人房正纶,该区区长。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中山北街295号。法定代表人马全忠,该局局长。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规划局,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文化街34号。法定代表人朱连续,该局局长。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民生大厦17号。法定代表人康建宁,该局局长。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城市管理局,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经济开发区建业路。法定代表人马凤贤,该局局长。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公安局,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安康路与古雁街十字路口向西120米。法定代表人刘文戈,该局局长。再审申请人杨浩因诉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原州区政府)、固原市国土资源局、固原市规划局、固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固原市城市管理局、固原市公安局行政强制执行一案,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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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2 - 21
    最高法院判例:申请再审应当符合条件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首先是对是否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等条件的审查,以及对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是否“符合条件”的审查,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各项条件的,才能开始“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否则,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再审申请。(2017)最高法行申36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亚君,女,197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再审申请人孙亚君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为被申请人向本院提交再审申请书,内容涉及(2016)皖行终440号行政裁定与(2016)皖行赔终44号行政赔偿裁定等事项。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广宇、审判员梅芳、审判员阎巍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首先是对是否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等条件的审查,以及对再审申请书等材料是否“符合条件”的审查,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各项条件的,才能开始“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否则,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书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二)原审人民法院的名称,原审裁判文书案号;(三)具体的再审请求;(四)申请再审的法定情形及具体事实、理由。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系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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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2 - 21
    长春中院判例:先行登记保存属于证据收集和保全措施不具有可诉性行政机关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进行监督检查时,在案件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为了收集保存违法行为的证据材料,可以对相关物品和其他资料予以清点并登记造册,即先行登记保存,据此,先行登记保存属于证据收集和保全措施,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不同。先行登记保存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一种取证手段,其仅是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一个环节,当事人不可以对先行登记保存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而查封、扣押的目的是通过对物品的控制,阻止违法行为,防止不法侵害和控制现实危险,虽然其也具有保存执法证据的作用,但这不是主要和唯一的目的。查封、扣押作为强制执行措施,是独立的行政行为,在法律后果上具有可诉性,当事人可以对其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1行终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光复路鑫洁芮调料行,住所地长春市宽城区。经营者李建鑫,男,1982年10月20日,居民身份证号××,汉族,住址长春市南关区。委托代理人于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盐务管理局,住所地长春市绿园区。法定代表人庞国忠,局长。委托代理人李祎。原审第三人大连新春多品种盐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法定代表人杨帆,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周海涛,该公司吉林省销售经理。上诉人光复路鑫洁芮调料行因与被上诉人长春市盐务管理局、原审第三人大连新春多品种盐有限公司盐业先行登记保存一案,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行初4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3月13日,长春市盐务管理局发现光复路鑫洁芮调料行经营者李建鑫在长春市二道区长江村长江三队一库房内存放大连新春多品种盐有限公司出品的食盐17.08吨,认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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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2 - 21
    最高法院判例:最长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前提是当事人既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也不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如果当事人在此期间已经知道了行政行为的内容,那么起诉期限就要从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不再适用二十年最长起诉期限。(2017)最高法行申542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姚贵合,男,194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道全,男,196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作银,男,194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汤士浩,男,195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长青,男,1956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枣庄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枣庄市。法定代表人李峰,市长。再审申请人姚贵合等五人因诉枣庄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行终65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由审判员王振宇、审判员孙江、审判员李纬华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姚贵合等五人向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诉称:1、《关于枣矿集团广泰花苑西区棚户区房屋征收的决定》(枣政征字[2011]3号,以下简称3号房屋征收决定)违法违规。(1)征收决定中没有载明征收补偿方案的具体内容。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枣庄市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于2011年12月31日作出,2012年1月5日,张贴公告,时隔六天;公告没有载明补偿方案。这违反了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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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2 - 21
    安徽高院判例:确定适格被告的依据在行政诉讼中,确定适格被告的依据是所谓法定主体原则,即行政机关作出了被诉的那个行政行为,或者没有作出被申请的行政行为,并且该机关在此范围内能对争议的标的进行处分。通常情况下,法定主体原则具体包括这样两个要件:第一,谁行为,谁为被告;第二,行为者,能为处分。所谓“谁行为,谁被告”,既包括行政机关作出一个法律行为,也包括行政机关作出一个事实行为;既包括行政机关作出一个拒绝决定,也包括行政机关针对申请逾期不作任何答复。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是一个书面决定,那么提供这个书面决定通常就能证明被告适格。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是一个事实行为或者是不作为,原告则需要提供一些事实根据以证明是这个行政机关作出了一个事实行为或者逾期不作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 裁 定 书(2018)皖行终32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滁州市南谯区龙源翻砂模具厂,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负责人龙良友,该厂厂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法定代表人姚志江,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刘松迎,滁州市南谯区。滁州市南谯区龙源翻砂模具厂因诉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1行初5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滁州市南谯区龙源翻砂模具厂向一审法院诉称,其系合法成立的企业,其厂房具有滁州市南谯区建设和环境保护局于2003年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且经滁州市规划局同意建设,是合法建筑。2017年10月31日,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在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组织不明身份人员将其合法厂房拆除并抢占其合法土地。其事后得知并报警,经派出所民警出警调查,将仍在现场施工操作挖掘机的工作人员及负责人带到派出所询问,其才得知是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指使不法人员所为。其认为,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未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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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2 - 21
    最高法院判例: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需要等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且未给予被征收人房屋安置补偿的,应给予房屋补偿安置1.行政协议的概念及特征。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行使行政职责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新型且重要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将传统上认为水火不容的行政和合同两种行为方式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多数人认为,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合同性,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创造性结合,其因行政性有别于民事合同,又因其合同性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因协商一致而与民事合同接近,但又因其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而具有行政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合同。2.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的行政优益权。行政协议强调行政性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行政协议需要在行政程序相关法律中进行规定,并且应获得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也能解释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为什么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有别于民事合同的优益权。与民事合同主体签订合同是为了自身利益不同,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不仅签订行政协议本身是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方式,而且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3.行政机关因行使行政优益权而应当承担行政补偿责任。作为国家机关,维护公共利益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优先考虑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承认公共利益优先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及实现。行政机关订立后,只有出于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或者法律政策的重大调整,必须变更或者解除时,才能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并对由此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失,依法予以补偿。4.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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