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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判例:林权证的登记行为不具有行政确权功能

日期: 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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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判例:林权证的登记行为不具有行政确权功能

行政登记是登记机构依法对权利归属或其他法定事项加以审查、记载和确认,并向社会宣告和公示的一种行政行为;行政确权则系对权属纠纷予以裁决的行政行为,属行政裁决之列。两者之间具有实质性不同,前者起着官方证明和赋予公信的作用,后者具有授予权利、确定归属的法律效果。

颁发林权证的行政登记行为,仅有公示、宣告作用,不具行政确权功能,所涉当事人之间就山林权属存在的争议,应当依法通过调处程序予以解决。

(2017)最高法行申376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泰和县冠朝镇坎头村5组。

诉讼代表人:郑甫全,该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建春,江西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泰和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邓永翔,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彪,泰和县林业局干部。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裕达,江西西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吉安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少玄,该市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传侣,吉安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泰和县塘洲镇新坪村7组。

诉讼代表人:肖尧佳,该组组长。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泰和县塘洲镇新坪村9组。

诉讼代表人:郑昌梅,该组组长。

再审申请人泰和县冠朝镇坎头村5组(以下简称坎头村5组)诉被申请人泰和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泰和县政府)、吉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安市政府)及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泰和县塘洲镇新坪村7组(以下简称新坪村7组)、泰和县塘洲镇新坪村9组(以下简称新坪村9组)林业行政登记及行政复议一案,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日作出(2015)吉中行初字第35号行政判决,驳回坎头村5组的诉讼请求。坎头村5组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3日作出(2016)赣行终30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坎头村5组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坎头村5组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再审本案并支持坎头村5组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坎头村5组提交的1952年江西省泰和县八墈字第173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和1982年江西省泰和县(泰)林证字第13758号山林所有权证确认的贰拾名山场四至界址一致,所涉林权由坎头村5组享有。案涉142宗林权证的四至范围几乎与坎头村5组的贰拾名山场重叠,导致坎头村5组的贰拾名山场有名无实。(二)新坪村7组、9组及其村民在“林业三定”时期取得的山林所有权证和自留山使用证系伪造,泰和县政府未经勾图和现场勘验,即在林改时期颁发案涉142宗林权证,导致双方土地山林界址不清。泰和县政府作出的复核结果未附四至地形图,不符合《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且泰和县政府未依照坎头村5组第一次提出调处山林权属纠纷的申请作出调处决定书,而是作出复核结果,应当撤销。(三)一、二审判决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以“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山林所有权证为依据处理县内山林权属争议,适用法律不当。2003年7月17日《江西省林业厅关于山林权属争议调处有关问题的复函》规定,确定山林权属应以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为基础,以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为主要凭证。在“四固定”、“林业三定”中为方便管理或因体制变化等原因,对山林权属进行调整,必须当事双方签订有关协议,或经乡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或经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在此前提下,山林权属才能变更。因此,如对“四固定”或“林业三定”中颁发的山林权证提出疑义,就应重新审查、核实其颁发的依据。《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也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发证、伪造发证依据或者错误发放的山林权属证书,原发证机关应当撤销所发的山林权属证书。坎头村5组具有四至范围一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山林所有权证,但新坪村7组、9组一直拒绝提供与“林业三定”时期山林所有权证四至一致的权源依据,举证不足。一、二审判决未查清新坪村7组、9组取得山林所有权证的权源依据,有违山林所有权来源于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原则。(四)一、二审判决未要求泰和县政府提交颁发案涉142宗山林所有权证合法有效的权源依据,对泰和县政府提交的“林业三定”时期四至明显有误的山林所有权证视而不见,并认为该山林所有权证是否伪造应由坎头村5组举证证明,有违行政诉讼法的证据规则。

泰和县政府辩称,其颁证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其根据坎头村5组的申请,经审查作出的复核通知,亦无不当。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坎头村5组的再审申请。

吉安市政府辩称,其复议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依据充分。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坎头村5组的再审申请。

新坪村7组、9组述称,其享有的案涉142宗林权证合法有效。坎头村5组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本院再审审查期间,泰和县政府提交1953年江西省泰和县(村西村、富溪村)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36份,作为新的证据,拟证明新坪村7组、9组“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具有上溯至土地改革时期的权源依据。坎头村5组发表质证意见称,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其中载明系村民个人所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上述土地房产所有证与新坪村7组、9组“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的四至均不一致,亦不认可其关联性。

本院认为,(一)行政登记是登记机构依法对权利归属或其他法定事项加以审查、记载和确认,并向社会宣告和公示的一种行政行为;行政确权则系对权属纠纷予以裁决的行政行为,属行政裁决之列。两者之间具有实质性不同,前者起着官方证明和赋予公信的作用,后者具有授予权利、确定归属的法律效果。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条,以及《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条、第十八条均有相关规定。因此,颁发林权证的行政登记行为,仅有公示、宣告作用,不具行政确权功能,所涉当事人之间就山林权属存在的争议,应当依法通过调处程序予以解决。本案中,坎头村5组因与新坪村7组、9组之间存在山林权属争议,经协商不成,向泰和县政府提出了调处申请。泰和县政府本应依法适用调处程序处理当事人之间的山林权属争议,却仅适用复核程序对案涉142宗林权证的颁证行为进行形式审查,吉安市政府经复议维持泰和县政府的复核结果,均有不当。

(二)《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双方都无证据的,人工林的山权、林权均归造林一方所有,天然林或荒山荒地,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本案中,坎头村5组与新坪村7组、9组对案涉林地权属存有争议,且均持有“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在此情况下,泰和县政府未上溯审查、核实双方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或土地改革时期的山林权属状况,仅以新坪村7组、9组及其村民“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作为权源依据,适用法律有误。

(三)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泰和县政府在颁发案涉142宗林权证时,未组织其“南至”接界人签字。泰和县政府虽辩称,若宗地之间有小河、道路等明显地物标、天然地标的,实践中无需接界人签字。但经本院现场勘查,争议界址并无明显地标,泰和县政府的抗辩不符合《江西省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操作规范》第二十条关于“省、县界大山脊和河流无法了解的,可以不填”的规定。故,泰和县政府未经接界人签字的颁证行为,有违法定程序。

综上,坎头村5组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 判 长 王旭光

审 判 员 王展飞

审 判 员 白雅丽

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

法官助理 刘牧晗

书 记 员 陈则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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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高院判例:确定适格被告的依据在行政诉讼中,确定适格被告的依据是所谓法定主体原则,即行政机关作出了被诉的那个行政行为,或者没有作出被申请的行政行为,并且该机关在此范围内能对争议的标的进行处分。通常情况下,法定主体原则具体包括这样两个要件:第一,谁行为,谁为被告;第二,行为者,能为处分。所谓“谁行为,谁被告”,既包括行政机关作出一个法律行为,也包括行政机关作出一个事实行为;既包括行政机关作出一个拒绝决定,也包括行政机关针对申请逾期不作任何答复。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是一个书面决定,那么提供这个书面决定通常就能证明被告适格。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是一个事实行为或者是不作为,原告则需要提供一些事实根据以证明是这个行政机关作出了一个事实行为或者逾期不作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 裁 定 书(2018)皖行终32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滁州市南谯区龙源翻砂模具厂,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负责人龙良友,该厂厂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法定代表人姚志江,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刘松迎,滁州市南谯区。滁州市南谯区龙源翻砂模具厂因诉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1行初5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滁州市南谯区龙源翻砂模具厂向一审法院诉称,其系合法成立的企业,其厂房具有滁州市南谯区建设和环境保护局于2003年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且经滁州市规划局同意建设,是合法建筑。2017年10月31日,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在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组织不明身份人员将其合法厂房拆除并抢占其合法土地。其事后得知并报警,经派出所民警出警调查,将仍在现场施工操作挖掘机的工作人员及负责人带到派出所询问,其才得知是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指使不法人员所为。其认为,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未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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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12 - 21
    最高法院判例: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需要等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且未给予被征收人房屋安置补偿的,应给予房屋补偿安置1.行政协议的概念及特征。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行使行政职责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一种新型且重要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将传统上认为水火不容的行政和合同两种行为方式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多数人认为,行政协议既有行政性又有合同性,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创造性结合,其因行政性有别于民事合同,又因其合同性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因协商一致而与民事合同接近,但又因其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而具有行政性而有别于一般民事合同。2.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的行政优益权。行政协议强调行政性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行政协议需要在行政程序相关法律中进行规定,并且应获得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也能解释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为什么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有别于民事合同的优益权。与民事合同主体签订合同是为了自身利益不同,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不仅签订行政协议本身是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方式,而且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3.行政机关因行使行政优益权而应当承担行政补偿责任。作为国家机关,维护公共利益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优先考虑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承认公共利益优先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及实现。行政机关订立后,只有出于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需要或者法律政策的重大调整,必须变更或者解除时,才能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并对由此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失,依法予以补偿。4.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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